【院史拾珍】外文教育园地里辛劳一生的孺子牛:纪念陈嘉先生

发布者:程岩发布时间:2017-09-22浏览次数:95

先生给我们的印象总是健步快速,面带笑容,和蔼可亲,似乎处处洋溢着永不枯竭的青春活力。1964年是莎士比亚诞辰400周年(1564-1964)。为了纪念莎翁,陈先生提议排演莎剧。于是,南大外文系英文专业师生一共排演了四出戏:陈先生主演《哈姆雷特》、梁士纯先生主演《李尔王》(青年教师张秀桂、何钟文和张婉琼分别饰演李尔王的三个女儿)、沈同洽和夏照滨先生主演《凯撒大帝》、当时是学生的钱佼汝教授主演《威尼斯商人》(饰演其他角色的学生有刘纯豹、金丽文、杨治中、傅绪昆、吴克明、吴越、夏国芳、叶用琼等)。当时年过半百的陈先生饰演哈姆雷特王子,他穿着从上海戏剧学院借来的古洋装,举手投足,英气勃勃,用他那洪亮声的声音,发表那段著名的长篇独白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抑扬顿挫而音质醇厚,非常富有磁性,令大礼堂的听众大为倾倒。在他的带领下,其他三出莎剧的演出都有不凡的表现。李尔王的国王权威与常人父爱之间的心理矛盾,安东尼托着凯撒大帝的尸体慷慨陈词,夏洛克的狡诈机智与内心的妒恨,都被他们演示得恰到好处。听众中有从北京和上海来的专家学者。我记得坐在我前面的是复旦大学的著名教授徐燕谋。据杨苡先生记忆,北京赶来看戏的还有卞之琳、杨周翰等先生。在南大演出之后,他们还在南京的政协礼堂对社会公演,造成很大的社会影响。据当时的来宾反映,这是破天荒之举,那时连北大和复旦也无人有如此胆量作这样大规模的演出。   

在我的学生时代,陈先生留给我的印象是潇洒飘逸;在我毕业留校工作之后,他留给我的印象是辛劳的孺子牛。   

据余绍裔副校长回忆,毛泽东主席1963年批示中国要加强对外国问题的研究。在这个批示下,全国一共成立四个外国问题研究机构。北京师范大学苏联文学研究室、山东大学美国文学研究室和南京大学欧美文化研究室是其中的三个。经高教部批准,1963年南大筹备欧美文化研究室1964年正式成立。陈先生任主任,余绍裔和姚永彩两位老师任副主任。除了他们三个人之外,其他成员全部从64年应届毕业生中选拔。在筹备期间,由陈先生带领他们到北京科学院(当时还没有社科院)已经成立的外国研究机构参观和学习。当时正值寒冬腊月,北京天寒地冻,陈先生和他们东奔西走,挤公交,吃小饭馆,从不计较辛苦。研究室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欧美当代文化,特别是当代外国文学的状况,创立内部刊物《当代欧美文化》,刊名由匡亚明校长亲自题签,为当时的中央有关部门提供外国文学动态。在1974-79年期间,《当代欧美文化》改为《外国文学资料》出版。1979年成立外国文学研究所,下设英美文学研究室、苏联文学研究室、法国文学研究室、德国文学研究室、日本文学研究室。陈先生兼任所长,陈敬咏老师任副所长,1980年创刊《当代外国文学》。陈先生任主编,陈敬咏任副主编。   

 我常常有幸聆听陈先生的教诲,是由于他常来外文所与我们讨论美国文学研究选题和审定向国外预定书刊的订单。我对他的回忆和怀念总是与外文所的工作联系在一起。   

1978年冬,陈先生率领姚永彩、左宜两位老师和我去参加山东大学吴富恒教授(时任山大副校长)主持的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筹备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山东大学黄嘉德、陆凡、王文彬、欧阳基等老师;北京的董衡巽、梅绍武、董乐山、孙绳武、施咸荣、冯亦代、赵萝蕤、陶洁等先生;译文出版社汤永宽先生和复旦大学杨岂深、龙文佩、赵守垠等老师;武汉大学张禹九老师。董衡巽先生宣讲《美国文学简史》出版前的大致内容。陈嘉先生着重介绍包括黑人文学、美国戏剧和黑色幽默小说在内的当代美国文学情况。在他的提议下,复旦大学外文系和南大欧美文化研究室合作翻译《二十二条军规》,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我们住在山大的招待所,凭饭菜票用餐,排队从食堂小窗户领取饭菜。陈先生和我同住一间没有卫生间的简陋平房,但他谈兴很高,谈他在美国留学后回国途经欧洲游历的情况。他说,1934年回国去德国游览,那时马克贬值,在那里用美元兑换马克花用很划算。他从德国坐游轮,途经奥地利和捷克,到达匈牙利,在舱外欣赏多瑙河的美丽风景,畅快极了,而且能用德语和游客长时间交谈而不感到困难。停了一会儿,他用英文说:Even God has clay feet.”我不解其意,他解释说:“上帝有泥足,表明他也有人的欲望。”言外之意,我们这些凡人有七情六欲是可以理解的。他又说:“Power is good, but you should not abuse it.”他认为,掌权是好事,但不能滥用,当时他就发觉有人在滥用职权了。他还告诉我说,不少留学回国的人后来的英语口语锈掉了,主要原因是失去了使用的机会。他回国后,在西南联大教书期间,用英文创作戏剧,虽然没有发表,但使他的英语巩固下来了。他说,只有能用英语熟练地写作的人,英语口语才讲得好。这是他的经验之谈。我们当时没有出国学习的机会,以为多听录音,多听中央台的Radio Peking,就会学好口语。   

1979年,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在烟台成立,吴富恒副校长任会长,陈先生任副会长。跟随他参加会议的有左宜和杨仁敬两位老师。   

在陈先生的指导下,英美文学研究室展开美国黑人文学研究,当时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当时流行这样的看法:美国黑人是资本主义社会里受压迫受剥削最深的民族,是我们的阶级兄弟)。人民文学出版社施咸荣先生专程来南京大学约稿,我们除了在刊物发表文章外,在人民文学出版了数本美国黑人小说译著。在陈先生的指导下,美国戏剧研究也有起色,我们翻译的田纳西·威廉斯戏剧集,也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还是在陈先生的指导下,我们在国内首先介绍黑色幽默文学,发表论文,并且翻译出版了数本冯尼古特的黑色幽默小说。   

陈先生经常教导我们说,要学会快读,才能很快地掌握外国文学的动态;要学会综合各种评论文章,对一个作家的认识才能全面。他从英美文学研究室借书回家,往往一次就是十几本,一个星期之内看完,然后对我们介绍英美当代文学的现状和谈论他的读后感。他为我们研究美国文学打前哨,做铺路工作。现在国内似乎盛行导师指导下的学生专著或译著挂导师名的风气。可是陈先生从不挂名,他总是笑眯眯地看着我们发表文章和作品或译著。在他面前,我们像是小学生。一有不懂的问题就向他请教。他有时摘下眼镜,眼睛凑近大韦伯斯特词典,用手指耐心地查找解释。找到之后,他便微笑着用手指指着我说:“你看,你看,要学会耐心查词典哩。”有一次,在这样的场合,陈先生笑吟吟地说:“Slow, slow, catch the monkey.” 我不知道这句话的出处,但根据当时的语境,我明白他的这句英文的含义,即他希望我不要浮躁,要有耐心,最后总会得到好结果。我把文章或译稿交给他之后,他带回家审读,过几天或几个星期之后,他再还给我。稿子上爬满了用红圆珠笔修改的文字。我现在真后悔当时连一声谢谢都没有对他说(虽然大恩不言谢),一见面总是对他问这问那,问过不停。殊不知这挤掉了他用在自己写英国文学史的宝贵时间,以致使他回家开夜车!但是,他不厌其烦地辅导学生时从不吝惜自己的时间。如今的一些专家学者或导师只是在一个领域里单打一,然而,陈先生、范存忠先生或郭斌龢先生却是百科全书,你不懂的问题,无论古今还是中外,如果向他们请教,你会常常得到满意的答复。   

那时我们还没有电脑这个极为方便的写作工具,也没有比较方便的电动打字机,使用的是手指击打的打字机。常人用双手的四个食指击打字键,而他却用两个食指,眼睛盯住键盘,飞快地击打,发出清脆的嘀嘀嗒嗒声。过几天或几个星期之后,他的稿纸上便出现他用圆珠笔修改的细小英文字,密密麻麻,如同蚂蚁爬动,一般人难以识别,只有毛敏诸老师认得,所以是她常常协助陈先生打印修改稿,因为他的时间实在有限了。他的另一个得力助手是他的老学生、苏州师范学院(现苏州大学)的宋文林教授。在陈先生的指导下,他把陈先生的四册《英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缩写成两册简史出版。陈先生在省人民医院的重病房里拿到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第四册《英国文学史》,虽然已经迟了,但这对他一辈子的奔波与辛劳总算是一种安慰。当时中国与国外学界很少有文化交流,因此他的《英国文学史》被国内各高校英文专业用作课本。他还出版了三册《英国文学作品选读》。所有这些成果都是他利用在家里开夜车和节假日的休息时间完成的。   

陈先生对我们循循善诱,指点我们一步一步向前走。记得在80年代初,他要我改攻美国诗歌。我没有立刻接受他的建议,觉得自己在美国小说方面已经顺利地开了头,发表了文章,出版了几本译著。他并没有强行分配我的任务,而是耐心地等待。他把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写的一首英文诗《理想》(Ideals, 1978)送给我阅读。我拿回去,读了好几遍,觉得写英文诗不是想象中的那么难。于是,我一口气写了十几首,交给他修改。他笑着说:“好,好,我来看看。”他当场用圆珠笔替我修改。其中有一首《河螺》,被英国兰开斯特大学的一位英国文学教授卡罗尔(只记得他的这个名,不是他的姓)挑选在课堂上朗诵,这对我是一种鼓舞。根据中英文化合作协议,陈先生和英国兰开斯大学英文系合作,于1979年在南大开办全国青年教师培训班。1980年,经陈先生推荐和党总支李鑫老书记的激励与批准,我去北京大学举办的中国第一期美国富布莱特文学班进修,带回来我翻译的两篇美国富布莱特教授的文章,经过他的审阅而发表了。接着,经陈先生、范先生和郭先生的推荐,我被哈佛燕京学社录取,于1982-83年在那里进修。《河螺》这首诗也被哈佛的文学教授看中,发表在美国诗歌杂志上。   

1983年,陈先生和陈敬咏、冯汉津两位老师飞往桂林,参加中国社科院主持的全国文学艺术学科规划会议,接受了编写20世纪欧美文学史”的课题。英美文学研究室负责编写《20世纪美国文学史》。陈先生嘱咐姚永彩老师给我写信,要我在那里学习美国诗歌,撰写《20世纪美国文学史》中的诗歌部分。就这样,是陈先生手把着手,把我领向研究美国诗歌的道路,使我一直处于顺境之中。陈先生更提携了不少处于逆境之中的学生和青年教师,使他们逆水的命运之舟从此一帆风顺。难怪外专业的同事们总是羡慕我们有这样庇护我们、提携我们的好导师。我们确实幸运,有了陈先生这样的恩师,他的在国内外工作的许多学生都能见证这一点。   

80年代学术界迎来了繁荣的春天,不少著名老学者整理历年来的文章,出版专著或选集。为此,我对陈先生建议说:“陈先生,你忙,我帮你寻找和整理你发表在报刊的文章,出版论文集,好吗?”他含笑摇头摆手,虚怀若谷地说:“不必,不必,理论不是我的强项。”他这时把全副精力扑在教学上。作为国内最早招收博士生的导师之一,他带的学生最多,一次带八个,外加几个硕士生。他给研究生上课,我常常去旁听。他坐着讲课,声音洪亮,谈笑风生,不时地站起身来,在黑板上写中文或英文的关键词。下课后,我常送他到广州路的公共汽车站,他便利索地上车,乘车回家(那时他家住小营附近)。从教室到公共汽车站之间,他总是兴致勃勃地和我谈论各种见闻和感想。他哪里来的这么充沛的精力?我以为他吃了什么高级补品,便问他的养生之道。他摇摇头说:“什么补药也不吃,除了通便的中药丸。”他不像一般的老年人爱吃补品,慢悠悠地散步或打太极拳。他从来没有考虑过、我也从来没有听他说过什么延年益寿之类的丹方妙药。我倒是记得他用英语说过:“Ripeness is all.”意思是说,一个人成熟了,也就拉倒了。他又打比喻说,人老了,如同风中蜡烛,风一吹就灭了。足见他的豁达胸襟。   

陈先生自始至终地操心着外文所的文学史编写工作和指导研究生论文,直至他躺倒在病榻上。他这一支蜡烛不是被风吹灭的,是自己燃尽的,他为了他的理想而心甘情愿。到现在我才算读懂了他的英文诗《理想》,他是为理想奋斗终身。他的诗很长(原稿已保存在学校档案馆),这里只引用诗的开头和结尾两段:   

   

Ideals.   

Since humans became humans,   

There have been ideals—   

Of all sorts—   

Without which men & women   

Of the Hall of Fame,   

The greatest of the great,   

Could not have lived,   

Or, living, could not have achieved anything.   

   

Ideals.   

Let’s make ours one land of ideals,   

Of true, selfless ideals, socialist, communist ideals,   

Not just dreams, utopian or otherwise,   

But just ideals attainable though hard to attain,   

Ideals to fight for, to work for, all our lives.   

Ideals.   

   

   

                                                  20071029   

   

另附    

   

思念——纪念陈嘉先生逝世十周年    

   

   

冬远了,春近了,   

我对你日积月累的思念,   

深深地藏在我的心底里。   

   

年轻时我不知自己年轻,   

年老时你不知老之将至,   

你我四十年的时差消失了,   

同乘胜过光速的飞舟,   

进哈佛,上耶鲁,   

我侃侃而谈默温的潇洒,   

你娓娓描述米莱的妩媚。   

   

冬远了,春近了,   

你对我殷切的期望,   

正在实现,虽稍迟了一点。   

   

30年前,20年前,10年前,   

你教我学诗译诗评诗写诗,   

而今在我的译文论文诗文里,   

响着你单指敲键的打字机声,   

映着你扮演哈姆雷特的身影,   

露着你慈祥智慧的微笑,   

有着你在美学上的追求。   

   

冬远了,春近了,   

时空茫茫无始终,   

何时何处再相见?   

   

徐徐清风,   

抚苍山白云而去;   

融融日光,   

抹碧水绿叶而来。   

万岁千秋,一切皆变,   

唯诗魂不灭,   

永远活在白纸黑字里。   

    

——原当代外国文学1996年第2

(作者:张子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