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史拾珍】刘海平思念陈嘉先生

思念陈嘉先生

刘海平

多年来我一直思念陈先生，最念的是他在我当学生时，对我的严格要求。1978年“文革”后高校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第一批入学的研究生，绝大多数都是饱经十年磨难的老大学生，年龄多半在35岁以上。尽管学习动力足、劲头大，毕竟学业荒疏已久，所缺甚多。为此，陈先生一开学便列出一个长长的英美诗歌、戏剧和小说的书单，要求我们每周至少读一部长篇原著，并写一篇有份量的英文读书报告，作为他上的“英美文学”课的课外作业。开始我们三位研究生都十分认真，但数月后便感到课多时间紧，难以完成，尤其看到中文、历史系研究生用中文写的作业都能一篇篇发表，便觉得写英文读书报告无甚实用价值。于是，大家有些应付差事，写得马虎起来。记得有一天，陈先生走进教室，拿出我们的作业本，神情严肃地看着我们，许久不做声。过了好一阵，才说，“Whateveryou hand in，youshould regard it as something on which your lifedepends．”没作更多解释，他便上起课来。近三十年过去了，这一场景，这一句话，就像钢印刻在我脑子里一样。这是陈先生对我作的最严厉的一次批评。这句话言简意赅，体现了陈先生自己对学习、生活与工作的一种态度。自此之后，英文写作自然不敢懈怠。经过陈先生耳提面命指导下的多年练习，我原有的写作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时至如今，当有英文习作在国外发表，我总会想起这段时间的严格训练。当然，从这次批评中获得的教益，远远超出了英语写作的范畴，而涉及到一种人生的态度。十多年来，我一直以陈先生的这句话作为座右铭，努力要求自己以及我现在的学生，脚踏实地、认真对待生活中的每一项挑战，做好每一件事，培养自己的素质，打好基本功。

陈先生在我国外语界可说是个德高望重的泰斗人物。1929年他从清华毕业被送往美国留学，先后从威斯康星、哈佛和耶鲁三个一流大学分别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三十年代中叶学成归国，曾被国内几所著名的大学如浙江大学、西南联大聘作教授，为全国所瞩目。我曾亲自听李赋宁、杨周翰、吴景荣、王佐良、许国璋等原来从西南联大毕业、后来也成为我国英语界泰斗级人物都说陈先生是他们的老师。七十年代中美恢复外交接触不久，他便受委托率领我国第一个语言考察团访问美国。八十年代初又一次任教学考察团团长访问英美，他还是国务院首届学术审议委员会外国文学评议组的召集人。尽管先生有如此威望，他对青年教师和学生从不居高临下，而是平等相待，关怀备至。这在原来的外文系、现今的外语学院，有口皆碑。

凡熟悉陈先生的人，都知道他每天从早到晚、成年累月总有大量公务需要处理。在校内，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既是系主任，又是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当代外国文学》创建主编，校党委委员，校外更有许许多多的社会与学术兼职。在极少的空余时间里，他又不知道给多少年轻教师和学生指导写作，修改文章。我在当学生时得益于他的这种帮助，留校任教后亦经常如此。记得1984年我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有幸被邀请参加奥尼尔戏剧的第一届国际学术会议，并需在大会上发言。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任何学术会议，自然是十分激动和紧张。论文初稿一完成，便迫不及待地把近二十页的打印稿用航空信寄给了陈先生。应该说我主要是想向他汇报“成绩”，让他分享我的兴奋，其次才是请他修改润饰。结果，我很快便收到了他厚厚的回信。看着陈先生在寄回的好几页文稿上认真修改而留下的密密麻麻的字样，以及信中情深意切的鼓励和教诲，孤身海外的我，顿感心头一股暖流。后来论文在大会上宣读，与会者反应较好，《纽约时报》也作了采访报道。我最明白这分小小的成功中包含了先生多少心血。当会议代表来跟我握手致贺时，我真希望陈先生也能在场分享这一快乐，接受我最为真诚的谢意。几十年来，我一直把这封信和陈先生亲笔修改过的原稿当作最宝贵的东西珍藏着。

陈先生精通英、美文学，为在我国介绍、普及和评论外国文学，特别是英美文学，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同时他也热衷于向西方介绍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与艺术。记得我研究生毕业不久去陈先生家造访，因为我们再不必局限于讨论我的硕士论文，话题一下也就开阔了许多。我们从文学讨论到戏剧，从中国文艺谈到欧洲文化，从文化的差异讲到文化的交流，一谈好几个小时，主要是陈先生讲，我是听和问，当然获益匪浅。说到高兴处，陈先生会十分激动，引出更多的话题。由于在那之前三十多年的政治气候的原因，陈先生（包括我国绝大部分教授学者）自己感兴趣的许多研究课题不能开展，即使有些研究成果，亦无法发表，说到这些，难免不少感慨。但陈先生从不消极哀叹，而是加紧工作，积极补回失去的时间和损失。他从书架上取下厚厚一叠有些褪了色的稿纸。原来这是陈先生留学回国不久，着手改译《西厢记》的打字书稿。原打算在美国出版，后因国内抗战动乱，以及后来内战不息，陈先生多次被迫搬迁，与美方失却联系，而搁了下来。这部手稿几经周转，后又被红卫兵抄家掳走，幸好“革命小将”不识货而未遭厄运。这是陈先生从被退回的抄家物品中的意外收获，他自然喜出望外。我发现陈先生已在稿纸上作了不少新的修改。他说我对戏剧感兴趣，因此让我带回家看看，希望我对这部书稿中对《西厢记》原著所作的部分改变谈谈自己的看法。他又说，现在西方已有几个《西厢记》的译本，但他的这个本子是改编本，有其自己的特色。我以前只知道陈先生在英美文学研究，特别是莎士比亚戏剧和现当代美国文学研究上造诣很深，并不知道他对中国传统戏剧也有浓厚的兴趣。读了他的这部书稿，我深感他对原著理解透彻，改编十分巧妙。后来我知道他曾有系统改译我国传统戏曲，向西方介绍我国优秀文化的计划。

1986年初夏，我将要第二次去美国参加学术会议，这时陈先生已被送进学校医院（住不进省里医院的干部病房），大家都以为会很快出院的。临行前，我去南大病房与先生告辞。但他关心的只是我的护照、签证、我的行程、发言稿和藉此机会去哈佛大学开展研究的计划等等。我几乎找不到机会插话去询问他的病情。当我最后问他我去美国能给他带什么药回来时，他连连摇头，直说不必。后来我从医生那里打听到一些与他的病有关的药名。但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这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陈先生。我在美国还没参加完会议，便接到家里的电报，传来陈先生病故的噩耗。我真是欲哭无泪，悲痛无比。真想不到陈先生给了我那么多，我竟不能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守护在他的身旁，更没能为他做一点点事，哪怕减轻他一丁点病的痛苦。这至今仍是我一生中想来心酸而又无法弥补、无以自慰的憾事。